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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8 入籍外国 何谈爱国“女朋友结婚了，丈夫不是我”，把这句话输入百度搜索框，可以找到983,000篇这样的文章。将“丈夫”二字换成“新郎”，可以找到24,900篇类似文章。再变换一下，把“新郎”二字换成“老公”，同样性质的文章有558,000篇。 接着，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搜索，“男朋友结婚了，妻子不是我”，这样的文章有291,000篇，把“妻子”二字换成“爱人”，类似文章有2,840,000篇。再换成“新娘”，有文章18,700篇。 这些文章，都有同样的疑问：你说你爱我，却进了别人的家门，你究竟爱的谁？爱国跟爱一个人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你没准会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纽约心系北京，入籍美国暗助中国。但愿你千万别有什么出格行动，否则同样是叛国。对国家而言，这叫间谍；对婚姻而言，这叫奸淫。 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誓言，除非与信仰有关，或者说移民他国就是带着刺探情报的任务去的，这是职业和职务行为，应该另眼相待，否则任何背叛入籍国家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不过，胡士泰那样的行为就不能算职业或职务行为，因为他的职业是商人，他并不肩负刺探情报的任务，所以胡士泰不能以间谍罪论处，而应该以偷窃他国经济情报罪论处。 另外一个问题是，胡士泰没有信仰，他就是见钱眼开的商业流氓，既不讲规则，也不讲道德和法律。在胡士泰的心里，就一个东西最重要——钱，为了钱，在无耻的事也做得出来。假如胡士泰不是企业高管，而是平头百姓，让自己老婆出去卖淫或自己去做牛郎的丑事，他完全做得出来。 最是反感海外华人发那些热爱中国的高调，一个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都放弃的人，遑论爱国是不是有点幽默，其效果与“女朋友结婚了，丈夫不是我”绝对有的一拚。有趣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善于跑到国外去爱国，拿着美国或欧洲哪个国家的护照，把中国爱得死去活来，好让人感动，没准狼牙山五壮士都自愧不如。 周星驰拍过一部《大话西游》，如今有些人《大话西游》的同时兼《大话爱国》，反正是有骆驼不吹牛。可有一件事却让人搞不明白，他们为何要跑到国外去爱国呢？难道说，在国内会不让他们爱？这倒也没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爱国还真需要讲点策略，否则受累不讨好不说，没准就会被喷一身大粪，变成“粪青”。 笔者老了，与“粪青”无缘，只能退而求其次，叫“粪老”吧。笔者从不反对别人喷粪，因为反对也没用，这些人天生就是腥粪型的，故能粪涌向钱，狱血粪湛，不足为怪。张敏敏唱过一首歌《我的中国心》，歌虽然很好，但让货真价实的外国人听了，未免不高兴，没准要问几句：既然你已经入了我们国家的国籍，却总是心不在焉，岂非吃里爬外吗？ 就笔者的观点而言，第一，不要轻易的改变国籍，正好比一个人不能率性的离婚。人的一生中，不能朝秦暮楚，这山望着那山高，更不要嫌贫爱富，国家贫穷的时候，你闪身走人了，国家繁荣昌盛了，你又跑回来了。你还真好意思，你有什么资格回来呢？你做出贡献了吗？看《马前泼水》，难道就不知道脸红吗？ 第二、既然加入了人家的国籍，就不要再生外心，否则正如婚姻中的精神出轨。我最是讨厌那些一马双跨的人，这些人对谁都没有真心，哪边有便宜，他就往哪边靠。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些人属于两头吃，吃了娘家吃婆家，吃了婆家再回头吃娘家，但无论对婆家还是对娘家，一片虚心假肚肠。 可他们却总是吃的心安理得，一边狼吞虎咽的吃，一边像模像样的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前天看了胡士泰写给澳大利亚祖国母亲的信，倒是觉得胡士泰还算坦诚，不爱中国就说出来，不爱，一点都不爱！而有些人就不这样，明明不爱，还要装出一幅特别爱的样子。 这又何必，不就是想回来捞点便宜吗，说出来，也没人赶你走。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说：“我的母亲正被很多人插着管子吸着血，还有一个丑陋的矮子拿着刀，走向母亲，他要干什么，那人提着刀砍向母亲，吃着母亲白嫩的肉……”想想看，母亲这么宽容，连强盗都能身体上吸血割肉，儿子虽说忤逆，吃点就吃点，谁让自己生了这么个孽畜呢。 唯一不认同的是，吃就光明正大的吃，别不好意思，羞羞答答的，多没意思。再者说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蒙头盖脸的，反而让人家说闲话：你瞧那谁、那老杨家的三儿，当年爹妈穷的时候，一拍屁股搬老丈人家去了，如今又假模假样的回来装孝敬，还不就是看上他爹他妈下岗后补发了点抚恤金吗？ 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不麻烦你们劳神子了 这大中国呀 还是让我们自己爱吧
入籍外国 何谈爱国“女朋友结婚了，丈夫不是我”，把这句话输入百度搜索框，可以找到983,000篇这样的文章。将“丈夫”二字换成“新郎”，可以找到24,900篇类似文章。再变换一下，把“新郎”二字换成“老公”，同样性质的文章有558,000篇。 接着，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搜索，“男朋友结婚了，妻子不是我”，这样的文章有291,000篇，把“妻子”二字换成“爱人”，类似文章有2,840,000篇。再换成“新娘”，有文章18,700篇。 这些文章，都有同样的疑问：你说你爱我，却进了别人的家门，你究竟爱的谁？爱国跟爱一个人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你没准会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纽约心系北京，入籍美国暗助中国。但愿你千万别有什么出格行动，否则同样是叛国。对国家而言，这叫间谍；对婚姻而言，这叫奸淫。 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誓言，除非与信仰有关，或者说移民他国就是带着刺探情报的任务去的，这是职业和职务行为，应该另眼相待，否则任何背叛入籍国家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不过，胡士泰那样的行为就不能算职业或职务行为，因为他的职业是商人，他并不肩负刺探情报的任务，所以胡士泰不能以间谍罪论处，而应该以偷窃他国经济情报罪论处。 另外一个问题是，胡士泰没有信仰，他就是见钱眼开的商业流氓，既不讲规则，也不讲道德和法律。在胡士泰的心里，就一个东西最重要——钱，为了钱，在无耻的事也做得出来。假如胡士泰不是企业高管，而是平头百姓，让自己老婆出去卖淫或自己去做牛郎的丑事，他完全做得出来。 最是反感海外华人发那些热爱中国的高调，一个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都放弃的人，遑论爱国是不是有点幽默，其效果与“女朋友结婚了，丈夫不是我”绝对有的一拚。有趣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善于跑到国外去爱国，拿着美国或欧洲哪个国家的护照，把中国爱得死去活来，好让人感动，没准狼牙山五壮士都自愧不如。 周星驰拍过一部《大话西游》，如今有些人《大话西游》的同时兼《大话爱国》，反正是有骆驼不吹牛。可有一件事却让人搞不明白，他们为何要跑到国外去爱国呢？难道说，在国内会不让他们爱？这倒也没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爱国还真需要讲点策略，否则受累不讨好不说，没准就会被喷一身大粪，变成“粪青”。 笔者老了，与“粪青”无缘，只能退而求其次，叫“粪老”吧。笔者从不反对别人喷粪，因为反对也没用，这些人天生就是腥粪型的，故能粪涌向钱，狱血粪湛，不足为怪。张敏敏唱过一首歌《我的中国心》，歌虽然很好，但让货真价实的外国人听了，未免不高兴，没准要问几句：既然你已经入了我们国家的国籍，却总是心不在焉，岂非吃里爬外吗？ 就笔者的观点而言，第一，不要轻易的改变国籍，正好比一个人不能率性的离婚。人的一生中，不能朝秦暮楚，这山望着那山高，更不要嫌贫爱富，国家贫穷的时候，你闪身走人了，国家繁荣昌盛了，你又跑回来了。你还真好意思，你有什么资格回来呢？你做出贡献了吗？看《马前泼水》，难道就不知道脸红吗？ 第二、既然加入了人家的国籍，就不要再生外心，否则正如婚姻中的精神出轨。我最是讨厌那些一马双跨的人，这些人对谁都没有真心，哪边有便宜，他就往哪边靠。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些人属于两头吃，吃了娘家吃婆家，吃了婆家再回头吃娘家，但无论对婆家还是对娘家，一片虚心假肚肠。 可他们却总是吃的心安理得，一边狼吞虎咽的吃，一边像模像样的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前天看了胡士泰写给澳大利亚祖国母亲的信，倒是觉得胡士泰还算坦诚，不爱中国就说出来，不爱，一点都不爱！而有些人就不这样，明明不爱，还要装出一幅特别爱的样子。 这又何必，不就是想回来捞点便宜吗，说出来，也没人赶你走。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说：“我的母亲正被很多人插着管子吸着血，还有一个丑陋的矮子拿着刀，走向母亲，他要干什么，那人提着刀砍向母亲，吃着母亲白嫩的肉……”想想看，母亲这么宽容，连强盗都能身体上吸血割肉，儿子虽说忤逆，吃点就吃点，谁让自己生了这么个孽畜呢。 唯一不认同的是，吃就光明正大的吃，别不好意思，羞羞答答的，多没意思。再者说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蒙头盖脸的，反而让人家说闲话：你瞧那谁、那老杨家的三儿，当年爹妈穷的时候，一拍屁股搬老丈人家去了，如今又假模假样的回来装孝敬，还不就是看上他爹他妈下岗后补发了点抚恤金吗？ 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不麻烦你们劳神子了 这大中国呀 还是让我们自己爱吧
August 13 60年前的承诺做到了吗？看了某些在60年前的文章，发现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就翻出来大家再重新温习一下。郑重邀请司马南、何青青代表的新左派对这些论述做出直接评价。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194*）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以上内容出自《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为了方便读者对内容的评价的纯粹性，因此刻意隐去所有这些内容的出处，作者和年份。
海外华人比我们更爱国吗？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这两年，爱国华人异军突起，不但让大陆自由主义分子和右派们唉声叹气，也让眼巴巴看着爱国华人华侨在白宫门外挥舞五星红旗的大陆左派和愤青们痛不欲生，只恨自己的爹妈没把他们生在美国，以致让他们今天无法尽情地热爱中国…… 一年之中一半是海外华人，一半是“海内华人”的我自然是跳上窜下，少不了冷嘲热讽和加油添醋一番…… 不过，今天准备从另外一个角度理性分析一下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算是对我过去文章中过激言论的一点点补偿。顺便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社么融入了西方（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华侨很少对所在国家歌功颂德？更尖锐一点的提法就是：为什么写文章赞扬西方一些国家的都是我杨恒均这种“假洋鬼子”？而那些长期生活在西方的——无疑也是更加了解西方的华人华侨，却很少对居住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发出赞叹之声？ 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看海内、海外华人爱国之异同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大家并不想追究你爱她有多深，是真爱还是假爱，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爱她，你们两个人是啥关系？ 同样道理，当讨论到爱国主义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你和国家是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所有“海内华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回答的问题，因为我和国家的关系，与你和国家的关系一模一样，没有必要加以区别。 然而，当我们把“海内华人”和海外华人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应该首先搞清楚海外华人与“海内华人”两个群体在与国家的关系上的异同了。很显然，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异。不先搞清楚这种差别，是不好比较他们对国家的“爱”的。 首先看国民与国家是什么关系。不说太复杂了，说一点大家都认可的：法律关系、契约关系，我们有共同的疆域、文化、信念，结合在一切，不管以前是统治者靠武力成立国家，还是现在被管理者用选票选出政府组成国家，在文明时代，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就是一种法律关系，契约关系、政治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关系。 对于普通老百姓，我们和国家的关系甚至可以更具体到如下一些日常生活中：上班塞车吗？通货膨胀后菜价又猛升了？贪官贪污了我们上缴的税收吗？孩子上得起学校吗？有人侵害我们的权利吗？外国侵略者会不会以霸占我们主权的方式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或者统治者里的坏分子干了侵略者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繁荣富强的国家是不是让我的孩子的前途看上去更光明了…… 那么，再看一下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那些出去后不准备再回中国定居，决心拿所住国护照，或者已经是法律上的“外国人”的华人华侨，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当然不再是法律关系，也没有什么契约了，政治关系也不存在了。 当我们问一个海外华人华侨的时候，一般不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所有的华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中国人”，我们问他：在法律上，你是哪国人？如果他们加入了当地国籍，他们在法律上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受中国法律保护（有时甚至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这种外国籍（或者准备加入外国籍）的华人华侨和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法律”关系。他们的爱国主义更多地是建立在道德关系、感情关系和伦理关系之上的！这种道德和伦理的关系不再是实实在在的，不牵扯到柴米油盐这些日常生活，更不需要你斤斤计较地理性思考。 对于这些华人华侨，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对家乡的思念，对那块遥远的土地的怀想。他们从感情上希望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响当当，繁荣富强，不光让他们有面子，也让他们心有所托，在国际上可以扬眉吐气——他们澎湃的爱国激情让所爱国家飞涨的菜价、鱼肉百姓的贪官以及你孩子牛奶里的三聚氰胺变得微不足道，仿佛那些东西和他们所爱的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爱国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奥运金牌和毒奶粉 今天是京奥会一周年。去年奥运会之前，我写了一篇《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的短文，很多朋友认同，也有很多朋友表示异议。让我惊讶的是有那么多海外华人华侨当面质疑我，要那么多金牌有什么不好？ 我没有回答他们，因为我想起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一个场景，当时我在悉尼的街头（接近步行街的乔治街路口），看到一个体育用品商店门口的大电视上出现了比赛中金牌排行榜拉锯战，好像中国和美国有差不多数量的金牌。我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站在路边盯住屏幕，心情异常紧张，决赛最后一刻的时候，我冷汗都出来了。二十分钟后，当看到中国又赢了一块金牌的时候，我差一点忍不住流泪了。当时的自豪感，可以说无与伦比。我至今还认为，那是我发自内心的爱国。 那种爱国之心一直没有变，但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的“地位”变了，我不再是站在海外街头与一帮外国人在一起瞎起哄的“海外华人”，我回到广州定居，成了不折不扣的“海内华人”。我关心的不再是让我流泪的激动人心的金牌数量，我关心的是我生活的这个国家是否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了足够多的体育用品设备，我们是否花费了太多的本来可以用于改善普通孩子们的教育条件的国家的钱去获得金牌，还有，我们得到那么多奥运金牌是否对这个国家的总体体育事业有帮助，还是适得其反，得到那些金牌成为我们自豪，自豪到足以忽视我们成千上万孩子的体育教育。 同时，我个人经验告诉我，比较成熟的西方社会已经越来越把奥运金牌局限于体育赛事，很少有人把奥运金牌同一个国家的国富民强真正联系起来。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即便我们有了世界第一的金牌总数，如果不从我们孩子的体育教育和设备入手，不管你怎么激动，全世界照样看不起你，甚至会更加鄙视你，因为一个体育设施比西方落后二十到三十倍的国家却得到了奥运会金牌第一。 上次到海外，一位海外华人问我，京奥会上，中国取得了金牌第一的成绩，可国内为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激动？京奥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媒体都不再提奥运金牌第一的辉煌成绩？可是，他们却始终无法忘怀毒奶粉事件，为什么？ 我想了一会这样回答他，作为海外华人，我更看重的是金牌世界第一，作为“海内华人”，我更关注的是毒奶粉事件。总数第一的金牌让中国人的孩子在世界各地都挺起小小的腰杆，可毒奶粉却可能让更多的中国的孩子们那挺起的腰杆下面的肾脏里长出小小的石头…… 让我引用张爱玲说到海外华人爱国时候的一段话：“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写到这里，也许又有人认为我要象张爱玲那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批评一通，讽刺一下，然后把自己现在认可的“批评式”爱国提高到无限的高度。 不是的，我不会这样做了。虽然我现在认为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喝毒奶粉就是爱国，但我同样认为九年前站在悉尼街头为中国加油的我也充满了爱国情怀，而且，今后某一天，当我再次离开中国到海外定居之后，我的爱国表现形式会因为我所处的位置而再次改变，毕竟到那时，中国下岗工人离我太远，我看到的是乘坐豪华747专机出访的光鲜夺目的领导人而不是“侨居”在自己国家的中国农民工，再说，我和我的孩子们也不会喝中国制造的毒奶粉…… 海外华人身上的两种爱国主义 上面以我自己的例子，谈了一个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这里强调的是与国家的关系），他的爱国主义也有不同表现形式——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下面集中探讨一下海外华人华侨身上同时存在的两种爱国主义——对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对所住国家的爱国主义。 还是从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入手。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有几千万，仅仅在美国、欧洲和澳洲就生活着好几百万华人，其中除了一些新移民以及我这种空中飞人之外，大多数是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精英。这些华人精英在很多领域，例如对西方（例如美国和澳洲）社会的熟悉，对当地国家政治制度运作的掌握，对西方体制的了解，至少从个人经验上，绝对不比我杨恒均差多少。可是，为什么他们很少写文章对所住国家“歌功颂德”呢？ 其实，在多次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聊天中我们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看到国内读者很喜欢了解外面，我的时间又越来越少，我曾经多次恳求我海外的朋友也加入写作，用文字介绍国外可取之处，供我大陆的读者阅读。他们中大多人并不感兴趣，因为中国已经和他们家人没有切实的厉害冲突，也没有法律关系，所以不愿意浪费时间写。也有些朋友也欣然答应了。可是，文章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勉强写出来的，也变了味道，对他们所住国家的批评多过我要求的“找优点”。 我们也多次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探讨。最后发现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他们已经真正融入了西方社会，有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连写作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几乎没有一个有名或者有良心的写作者（更不用说知识分子），会把一篇文章的主题定位为表扬。越是融入这个国家，越是不愿意歌颂这个国家。 而我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难的题目，我想他们找到美国的优点，写出来，推荐给中国——这是我作为“海内华人”的爱国主义表现，只是我把自己的爱国主义“强加给”他们了。而他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国家，却被那种文化和制度培养成了专挑毛病的“爱国者——这些融入了当地社会的华人华侨的内心深处都接受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歌颂当权者，颂扬代表你国家的政府而不是立国的价值观是肉麻的，不可接受的。 正是在华人华侨的这种爱国心理之下，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看到海外华人们怪异的爱国表现…… 华人华侨对所在国家的总理出差时多报销了几张机票，都会跳起来和主流社会一起起哄，要求彻查。可是他们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波音747豪华专家，却举起了热烈的双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和澳洲生活的时候，那里都出现过食品和水的污染，特别是有段时间，大概有两个多月吧，澳洲政府突然宣布，孩子们最好不要直接饮用水管里的水（澳洲水管里的水可以直接饮用），我们都知道水出了问题，有微生物侵入。那时，每一个华人华侨都非常关心这件事，对政府没有管理好饮用水非常不满，中文报纸每天都有大篇幅的报道。可对于稍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毒奶粉事件，很多华人华侨就沉默了，中文报纸突然小心翼翼起来，报道前要先问一下使馆是否可以报道，这件事是否影响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会不会被海外反华势力利用等等。 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可以对遥远的没有什么法律关系的中国大陆赞扬不止，但如果有华人在白宫里握住奥巴马的大黑手，或者在澳洲握住那个会两句中文的陆克文总理的白色大手就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小民，估计绝大多数美国和澳洲人会认为他是傻逼，有些甚至会把这种卑躬屈膝有违他们价值观的傻逼当成是“美奸”或者“澳奸”……（嘿嘿，别动气，开个玩笑不行吗……）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想打断我，说，海外华人写不出所在国家的优越，也许那是他们的真实心态，也许那个国家真没有什么优越好写的吧？也许，他们爱的是中国，而不是所住国家？ 这个问题不用争辩了，让我们看一下简单的事实：建国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正式移民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大概也有几百万（法律上的移民，不包括没有转换身份的留学生），那么请问：迄今为止，有几个美国和澳洲华人华侨回到中国后宣布放弃美澳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的？又有几个海归带着他们的孩子，回到中国大陆？如果他们不爱那个国家，他们会把自己的所爱留在那里？你会这样做吗？ 海外华人华侨在有意无意间表现出了两种爱国方式，或者表现了他们如何用两种方式热爱两个不同的国家——一种是法律关系上的“爱”，一种感情关系上的“爱”。 从伦理道德和感情方面，他们热爱中国大陆，但这种爱绝对不会让他们的理智做出“全家搬回祖国定居”的决定。而他们对所居住国家的“爱”，则是建立在一种不需要激情的更加理性的法律关系之上。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住在那里，那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他们的安全、福利和未来，他们得时刻关心那个国家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它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他们和当地公民一起促进发展，让那个国家更适合他们居住，让那个国家更值得热爱，所以他们有机会就赶紧换国籍和护照，如果有可能，哪怕钻法律的空子，也要继续把亲戚朋友弄到国外…… 我反感什么样的“爱国者”？ 从上面有点啰嗦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人——无论是海外华人华侨，还是“海内华人华侨”（本人今天正式宣布，在自己的国土上拿暂住证和“绿卡”生活的华人为“海内华侨”——侨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嘿嘿），无论他们的屁股坐在哪里，无论他们的爱国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只要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损害国家和个人利益，是发自内心的，都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我们这些“海内华人”应该理解海外华人对祖国故土的眷恋之情和爱国之心，同时，我也希望海外华人华侨对照自己的处境，反思内心深处，真正理解大陆同胞更加理智和务实的爱国主义。正如热爱中国的爱国华侨们更愿意生活在那个不愿意离开的国家一样，绝大多数的“海内华人”和他们一样，也不会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中国。 我自己虽然把批评国家当成爱国，但我并不赞同那些把国家和民族说得一塌糊涂，对所有的成绩都视而不见；当然，我更加反对的是那些见不得批评，以为爱国就是朝使馆丢鸡蛋或者到国外挥舞五星红旗，动不动就把批评者标签为“汉奸”“卖国贼”的“爱国”贼们…… 杨恒均 2009-8-10
August 12 建国大业建国大业
(2009-08-12 04:39:16)
今天看见一张《建国大业》的演员国籍表 陈凯歌 美国/陈红 美国/刘亦菲 美国/陈冲 美国/邬君梅 美国/顾长卫 美国/蒋雯丽 美国 ================================================================ 可以料想的是，这么多的明星是外国国籍，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呢，是中国的影视，中国的观众捧红了你，你到头来怎么是外国籍呢？ 我倒是没有这么想，我只是不知道胡兵加入泰国国籍是怎么想的。好在三年以后，我们有胡斌，哪怕是个假的，那我们也有胡赝斌。言归正题，我们不说出国方便，不说个人自由，不说漏税避税，我认为，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艺人转变国籍，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在我们谈个人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也要谈国家责任和义务。这代人要记住的是，国家利益不是高于一切的，国家的合理利益在特定的时候才可以高于一切。 这么多人跑了，说明建国以后很多的大业尚未完成，否则就是很多中国籍的外国人来参与制作或者演当时的反面角色。他们变换了国籍，是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像离婚一样，可能是感情破裂了，可能是遇见了更好的，在道德层面上是可以谴责的，但是在人格层面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也难保你们自己啊，对吧。给你美国籍，电脑前的你要不？ 反正我个人觉得我的国籍挺好的，也就是多交点税少享点福，出国麻烦点，其他也没什么。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吃不起住不起玩不起结不起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但最关键的是，还移民不起，所以，看见你们跑了，不爽是肯定的。 在看得见的未来里，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国籍的。但是电脑前的所有人，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国家给你提出了条件，你也是可以给这个国家提条件的。我的条件是，我无所谓我爱的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利益几乎没有保护，我也无所谓这个国家纵容随便一套房子的利润就抵上中国最大的出版社的全年总利润，但我很喜欢小孩子，我可能无法遵守计划生育，更无法接受计生委的人碰我的女人，所以，如果我不小心生多了孩子，我就不会是这个国家至少不会是大陆的国籍了。 可能很多人要说，却，谁在乎你啊。话是没错，但我就更不在乎了。都互相不在乎了，这不就离了麽。你看上面名单上的那些人，还不都是人模人样的。
是“被增长”，更是“代增长”继“被失踪”、“被自愿”、“被小康”、“被就业”等新词流行之后，近日“被增长”一词又流行开来。起因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统计，上面说是“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638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增长8.1%，远超上半年7.1%的经济增速”。如果此情属实，则意味着居民收入首次赶上GDP增速。大家对此很认真，于是在网上开展了“晒工资”活动。晒来晒去，网民得出个“工资没长”的结论，说大家的收入“被增长”了。 这样的舆论，等于直指国家统计局严重造假，并且，因其有着类似“普查数据”和“大规模民调”的佐证，对“公信”的杀伤力相当强大。8月7日的《新京报》报道了统计局的应对动作：8月6日，统计局表示：“被增长”是一种误解，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较快上涨是工资总体增长过快的原因之一。同时，统计局承认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存在缺陷。全国约3亿城镇就业人口，工资统计仅涵盖约1.3亿。 网民自发“晒工资”，信度、效度都很好，大家的“直感”是符合客观情况的，统计局的回应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统计局还承认，职工工资增幅九年来最低，大部分居民的工资确实没长，但平均工资长了也是实情，只不过，许多人没参与形成平均工资的过程，大部分劳动者没对平均工资上涨“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认为，国家统计局这次针对网民质疑所做的回应，态度比较坦诚，并且所引用资料基本合乎实情，除了“‘被增长’是一种误解”此一说和自家诠释自相矛盾外，所说的其他道理还是符合逻辑的。 统计局的说法反而证实了“被增长”一说踏踏实实，还揭示了“被增长”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代增长”——由于“政策因素”，机关事业单位平均工资增幅快于企业，把名义上包括全体的平均工资给“代表”上去了。 “代增长”说明存在着比“被增长”更恶劣的现实。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寒冬”中，“机关事业”群体尤其是“公仆”们的经济形势不冷反热，撇开被服务的劳动大军自行代表“增薪方向”，同时使居民享受“名义增收”的待遇。再就是，从这些资料看，拉动经济和内需的作为作用有限，还没让该扶持的群体得到有效扶持，至于是否进一步扩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也应该提出与探讨。 “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就会提高平均工资，这种“正常现象”其实应该“令人震惊”。 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冯乃林就平均工资上涨原因说到，“在金融危机中，处于工资低端的岗位和企业减少，而处于工资高端的岗位和企业变化较小”。如此说来，破产和运转困难的企业越多，我们就越能统计出高水平的平均工资来；金融危机越严重，失业人口越多，我们的统计数据反而更能证明“形势一片大好”。这，难道不是病的不轻的证据吗？ 公众的种种无奈的“被这被那”，均源于“被代表”这个根源。“被增长”和“代增长”事例，再次形象、生动地证明“被代表”之神奇。 August 11 告别卓琳，她将怎样向邓小平说起今天的中国？告别卓琳， 她将怎样向邓小平说起今天的中国？
作者：司馬平邦 2009-8-11 13:34:20 发表于：博客中国
从1997年2月19日到2009年7月29日，凡12年零5个月又10天，是邓小平没有见到，而卓琳见到了的邓小平身后的中国。 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首都各界约1万人排成长队吊唁这位一直站在那位伟人身后的女性，在告别仪式现场发放的《卓琳同志生平》中，官方对卓琳的一生给与了高度评价：“卓琳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还有：“她和邓小平同志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和政治风浪的考验,是邓小平同志的好战友、好伴侣、好助手。卓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默默奉献的一生。” 在此之前，最后一次听到有关卓琳的消息是2008年5月12日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媒体曾说老太太寝食不安，5月15日，92岁高龄的她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卓琳曾表示，为帮助四川灾民，她愿竭尽全力。 卓琳的家乡是云南宜威，她1916年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1937年21岁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23岁和35岁的邓小平结婚，从此夫唱妇随一直到58年后的1997年邓小平辞世，邓琳没有其它新中国第一代元老的夫人们如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等人那样显赫的公共身份，“默默奉献”这个结语对她来说恐怕最合适不过。在邓小平的生平里，卓琳最早的露面已是文革中邓小平于1969年10月到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厂劳动的那段历史里，在邓小平子女的传记里，这一段岁月，卓琳用“默默奉献”支持了人生最低谷中的丈夫，挺到了他几年后的再次崛起，未来的史书上也许会上写邓小平的这次崛起“拯救了中国”之类的文字。 据说，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每逢祭日，卓琳都预先买些花瓣，在自家院子里抛撒，边撒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情景让人动容。 从1997年到2009年，12年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跨越世纪的过程里，曾经身系国家兴衰的邓氏家族也一点一点退出历史舞台，其实，在邓小平时代（1979到1997年）最流行最主流的“改革开放”这样的单一语义已经无法概括现在的中国，甚至从现在的中国看，“改革开放”也不过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治理理想，因为现在的中国出现了更多“改革开放”也无法解释和解决的新问题，而且层出不穷目不暇接。 谁看见谁头大。 不知道和邓小平再见于另一个世界的卓琳该怎样跟他说起现在的中国。 或者，她仍然什么也不说，一如在江西那间拖拉机制造厂的3年，仍然选择站在他身后做“默默奉献”。
傲慢标语比小广告更损害市容    守护自己的私产，或者与意欲购买者进行谈判，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吗？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三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江苏泰州海陵区政府如今还认为那样做是可耻的。海陵区政府有关部门近期在当地挂出的一组拆迁标语，对“钉子户”竭尽侮辱和恐吓之能事。 标语套用“八荣八耻”口号，宣称“以支持拆迁为荣，以妨碍拆迁为耻”，“以通情达理为荣，以胡搅蛮缠为耻”，“以合法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以第一奖励为荣，以丧失奖励为耻”。或者编成顺口溜，如：“面对现实谈补偿，合理价位快交房。赖到最后一场梦，熬到最后梦一场”；“吃透精神早签约，世上没有后悔药。等到强拆梦方醒，流泪懊丧又跺脚”。 引起舆论哗然的是，这些标语把公民分为良民和刁民：“不强拆不上访，争当良民好荣光。”由于日本侵华时曾经用“良民证”来管理中国百姓，这一用语引起了网民的反感。“良民”的本质就是顺民，任随政府为所欲为，而不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公民。 在公民社会，政府、发展商和民众在拆迁中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私人的物权已经有《物权法》作为保障。但是，在泰州这些标语中，公权力高高在上，耀武扬威，对拆迁户进行威逼利诱，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舆论没有重视的问题是，这些标语肆无忌惮地对不愿当顺民的“钉子户”进行谩骂和羞辱，不仅套用“八荣八耻”，把他们争取正当权益的举动定义为“耻”，而且描述成“胡搅蛮缠”、“漫天要价”、“闹丧”等等。且不说公权力之下，公民有反抗的权利；就算“钉子户”要价不合理，那也是一种谈判而已，凭什么要被公开羞辱？“钉子户”应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政府收回这些定性，并进行道歉和赔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语并没有落款，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杰作。在一些地方，只有政府才能如此无所顾忌地占用和污染公共空间。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个体，哪怕只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贴点售房信息，也会被称为非法张贴的“牛皮癣”。 大家习以为常，觉得政府挂标语乃理所当然，个人贴广告则损害市容。真的这样天经地义吗？在我看来，城市里最大的污染和危害，并不是那些卑微的小广告，而是这些傲慢的标语。那些小广告也许不够规范，甚至设置了一些骗局，但是相比之下，这些公然羞辱和恐吓公民的标语口号，对文明规则和城市形象的败坏要严重得多。 那么是不是文明一点的政府标语就没问题呢？是不是无论多么文明的个人信息都不能张贴呢？这就涉及到公共空间的分配了。法律学上有一个常识，那就是政府部门“法无授权则禁”，百姓个体“法无禁止都可”。在我们这里，事情完全搞反了，一切公共空间都归政府，而普通民众只要走出家门就什么都没有了。强制拆迁更让人知道，家里的空间也不属于你，随时可以把你赶走。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泰州海陵区的那些标语牌应该归拆迁户所有，上面写的是拆迁户尤其是“钉子户”的心声：“以公平谈判为荣、以强制拆迁为耻”；“不强拆不截访，争当良吏好荣光”等等。有挥洒的权力，也有抗议的声音，游戏才算公平，社会才能稳定。
August 10 山东一镇党委率黑社会制造血腥事件！！！
09年8月8号凌晨0点到两点，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陈庄茂源街遭黑社会打砸！
August 06 六十年是非--一位曾经的党内高层老人的谈话看到一篇谈话，没猜出是哪位领导人。但是，他的谈话使我想起父母。他们已经故去，但是我相信这正是他们想说的话。民主自由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终身为之奋斗的终极价值。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能不能解决？中国能不能用不同于苏东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有这样的声音发出来，有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对中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定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的进步，能够激发所有希望中国进步的人的思考。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二十二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山东昌乐千名村民悬赏500万征清官除村霸实名举报村官侵吞5000多万元集体资产 村委回应称是诬告 多年来一直都有举报
文/ 记者陆建銮、徐静 日前，山东昌乐县城关街办东南村6名村民在论坛上发帖《悬赏五百万征清官除村霸》，帖子称，2000年本村村民因不满村委20年的财务账目不公开，要求清查村账，经过半年的清账和查证，发现以村支书卞长智为首的村官们侵占集体资金和财产50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 但多年的上告均未有具体处理结果，他们称希望“征清官 除村霸”，谁能帮助他们讨回5000万集体资产，愿意提供500万悬赏，还称是得到了1020名村民签名允许。对此，东南村委工作人员回应称“这是诬告”。 村民实名举报，称愿负法律责任 在这个举报的长帖子里，留下了6位举报人的具体姓名和具体电话，据记者了解，这6人中刘锡禄77岁、赵世儒68岁、张子亮66岁、刘培义72岁、张志纯66岁、赵修德66岁（照片为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6名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人不顾一切实名举报呢？唯一会用电脑的、也是发帖人的刘培义告诉记者：“9年上告，我们都变老了，但是不告倒侵吞集体资产的人，我们心不甘。多年来各种方法都用过，但都没什么成效，就我懂一点电脑，就想发帖子，求助社会求助媒体。” 据村民刘培义介绍，2000年本村村民因不满村委20年的财务账目不公开，要求清查村账。2001年，经昌乐县委和昌乐镇党委批准，本村成立了村民清账小组并与党委签订了清查协议。经过半年的清账和查证，发现以村支书卞长智为首的村官们侵占集体资金和财产50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刘培义说：“我们6个举报人也是清账小组6名村民代表，后来我们1020名村民联名，由我们6人为代表开始上告。” 这么多年的上告之路无果，77岁有点耳背的刘锡禄称：“我们把人都告老了，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还是没结果。当年一起查账的一些干部，都不愿再站出来了。”6名举报人在帖子里，列举了大量财产被侵吞的数据，“这涉及的近5000万都是我们查出来的，我们有详细的记录”。对于数据及举报的真实性，刘培义称：“我们愿意负法律责任，数据绝对没有问题。” 村委工作人员称村民对社会不满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山东昌乐县城关街办东南村委，一名姓党的工作人员称知道有村民举报一事，“这是诬告，他们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都有举报，“但是相关的公安机关和法院都已经定性了，该查的也查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样的行为，他们村委已经考虑诉之于法律。 网民力顶：坚持就是胜利，大不了“开胸验肺” 网帖出来后，在论坛上引起不少关注。网友普遍持支持的态度。网友zengyu001238：“顶一个,坚持就是胜利,大不了来个开胸验肺,这年头谁怕谁啊。”也有网友称：“让这么多老人家实名来举报，实在不容易，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关注吧。” 据统计，08年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中，“村官”达2850人。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数据，在2008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4968人，占42.4%。其中，村党支部书记1739人，村委会主任1111人。
August 05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致富光荣到仇富有理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报纸媒体上常常有发家致富的事迹，他们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显著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甚至给人一夜之间，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岁数，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后”，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就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为啥受到攻击？ 改革开放后的发家致富是从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小平当时提出“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骑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问题也同时就出现了，这一“不管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黑白不分的“猫理论”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体刊登了统计数据，宣称中国大陆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对于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持怀疑态度，可当我和大陆朋友提到这一数据时，他们都认为这个统计是靠谱的。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其实不用统计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 一个“常识”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几二十年，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穷人的心理不正常吗？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30和20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媒体和电视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是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却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观察，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穷的，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国家领导人更是财大气粗，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多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惜，被农民起义推动的中国，要说进步，实在乏善可陈。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应该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时来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东欧那里，所以，社会变革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大体上却比较平稳；另外一派认为不妨让富人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把国家都变成私人财产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捞到钱的富人和权贵身上——当他们把国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个理论听上去很美，问题在于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财富再分配”后，那样做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第二个理论听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够真实行起来，前景却一样很美。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会听你的吗？他们是否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财产达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要从“带头致富”到“共同富裕”？他们能否改弦易辙，抛弃旧的邪恶的致富规则，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香港的一点感受：路在何方？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而香港却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弥漫中国大陆的那种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大陆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大陆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什么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大陆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主要的是大陆富人们钱的来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调，否则投入教育事业，“包养”一个教学楼，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于政府官员和权贵，却积极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权钱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严肃地警告年轻官员，不要沦为富翁们的“家奴”。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把公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公仆”。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杨恒均 2009-8-4
August 04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小尖镇政府办公大楼成灵堂 怪事！小尖镇位于响水县腹地，是传统的工业大镇。204国道、306、307省道和通榆大运河贯穿全境。全镇共有18个村居，户6.02万人口，总面积108.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万亩。近年来，全镇抢抓机遇，狠抓落实，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较快发展.200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62亿元，增幅全县第一，财政收入突破千万元大关，实现1094万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该镇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先后荣获省体育先进乡镇，市“双拥”先进乡镇、盐城市“文明乡镇”称号。 就是这么个县城重点镇今日出一怪事，笔者今日看到政府大院里人山人海，插不进足。据传，该镇一市民为城市建设拆迁一事，被政府主要领导人带领派出所、城管等执法队员暴打（家属有照片）后、不甘受其辱，于8月1号下午愤而从镇政府3楼跳下死亡（又说是被政府执法人员推下楼）。 时至今日，政府大院里哭丧声一片。周遍市民愤愤前来助阵，至现在以有万人围观，政府瘫痪达20多个小时。政府墙上挂满死者生前被打照片、相片甚是恐怖（头部活生生被打个洞）。家属请来吹喇叭的大吹！政府大门和大楼上分别被挂上白色挽联！（横批：冤、冤、冤！）场面甚是悲切！听者流泪、闻者寒心！ 据说，昨夜，镇里出动民警、城管等200于人强抢死者尸体，被群众阻拦未果，现在尸体周围已被家属安放6个液化气罐及汽油，以防止政府再次抢夺尸体！ 据说，原先是由政府先前以批复死者拆除旧房建新房的申请，不知为啥等死者动工建好一层时，又答应给开发商建房！ 现场政府工作人员不断盘问市民是否拍照片，一看有人掏手机，便上前阻止，照片未拍！   
山西老干部血泪控诉官商勾结
山西沁水县十年间数百亿元国有资产被官商勾结侵吞流失
山西省沁水县39名老干部的一封血泪检举信 我们是山西沁水县39名退休老干部、老党员，退休前在沁水县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主要职务，在党中央大力惩治腐败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党性保证并怀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揭露曝光近十年来沁水县价值数百亿元的国有煤矿资产通过非法改制渠道转为个人资产的特大案件，当地政府主管官员与私营矿主同流合污，将全县8座国有、集体煤矿800亿元资产装入个人囊中，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几年来干部和群众上访不断。 此事曾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03年5月，温家宝总理对新华社《国内动态》（1732期）山西沁水县“三矿一站”重组改制侵吞国资问题作过重要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严查。但当事官商同谋买通当地高官，千方百计抵制有关部门的调查，神通广大的手腕致使黑白颠倒，多次调查不了了之，此事至今未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于这种强大的恶势力，我们万分愤慨，连总理亲自批示彻查的问题都能蒙混过关，天理难容。如今，借助网络我们再次实名反映问题，希望能拆得了官员保护伞的中纪委等部门能严查这些蛀虫，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沁水县百姓一个朗朗晴天。 我们在几年时间里，搜集到了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材料，还有不少新闻报道，下面详细介绍沁水县官商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事实： 一、犯罪案件的三个主角： 1．吕中楼，山西省沁水县人，现任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多家空壳公司法人和股东。1994年——1996年在国家科委某下属企业工作，后因经济问题被开除，1996年回到沁水县，结识时任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开始谋划套取国有资产。迄今为止，以行贿官员、非法改制、虚假公司、关联交易、变更股东、增减股权等手段骗取国有资产达数百亿元。 图1 
2．马刘勤，山西省沁水县人，现任沁水县政协主席。 在1997年——1999年任沁水县嘉峰镇党委书记期 间，将年产15万吨年净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乡镇集体煤矿，以每年60万元的低价承包给吕中楼，坐收渔利；在2000年任沁水县委宣传部长兼“三矿一站”改制组组长时，再次成为吕中楼的帮凶，将价值数百亿元的“三矿一站”四家国有企业缩水评估，使其未花一分钱，就取得了国有资产75%的股权。 图2 
3．申会，山西省泽州县人，现任山西晋城市政协副主席。 在2001年——2006年任沁水县委书记期间，利欲熏心，贪腐成性，借改制之机，纵容并与吕中楼、马刘勤合伙，将数百亿元国有煤矿资产以低价赊销的方式拱手相送，从中获得好处。当地群众称之为“申包天”。 图3 
上述三人合伙同谋，构成了侵吞数百亿元国有资产的官商链条中的主线。 二、官商勾结侵吞数百亿元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 （一）以207万元买下总资产65亿元的南凹寺村煤矿所有权，置嘉丰镇2万人民利益于不顾。 沁水县嘉丰镇南凹寺村煤矿是1976年创办的乡镇集体煤矿，1983年投产后不断投资增产，到1998年时，该矿具有2.87平方公里的开采面积，储量达1800万吨，可采量为1260万吨，年设计能力15万吨，总资产达65亿元（含采矿权和土地使用证）经济效益可观。但是，时任镇党委书记马刘勤与吕中楼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先以超低承包价每年60万元取得该矿永久经营权（当时周边地区村办煤矿对外发包价格为每年600—1200万元）后，于1998年再次以暗箱操作手段，以转承债务等方式用207万元买下了该矿的所有权，这种公然剥夺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二）改制程序违法，侵吞“三矿一站”国有资产数百亿元。 “三矿一站”是指沁水县永红煤矿、永安煤矿、侯村煤矿和嘉丰煤炭集运站，是沁水县国有骨干煤炭企业，总计年产量达230万吨，包括煤炭可采量、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资产总价值超过数百亿元，每年占县财政收入的60%以上。但是，马刘勤作为“三矿一站”改制组组长与县委书记申会勾结，于2001年12月共同为吕中楼设计了套取巨额国有资产的方案：“四家公司与国有股份共同成立沁和能源集团公司，外来公司共计出资3750万元，一年内分三次付清的形式”实质上赊销了数百亿元的国有资产，国有股份严重缩水，吕中楼串联的四家民营企业一分钱未出就取得了重组公司75%的股权。 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违法行为： 1． 低估漏估国有资产。 对“三矿一站”进行资产评估的是由吕中楼从北京请来的“北京中新国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吕、马、申三人授意下，采矿权、土地使用权等高价值核心资产被忽略不计，未将侯村煤矿6200万元资产列入评估项目中，永安矿井2300万元的技改投资也未列入，将国家扶持的4600万煤炭发展基金未转增国家股本金，而计入政策性贷款，并从总资产中扣除。 图4 
2． 参与改制企业是虚假公司设计的关联圈套。 据一位记者调查，“三矿一站”改制重组成立的沁和煤业引进的大公司为：中国和平投资公司、中国大通实业公司、北京润新公司和晋城中嘉实业公司（吕中楼为法人），据沁水县官方声称中国和平投资公司属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大通实业公司属中科院，北京润新公司属于国家林业局。但调查结果却是宋庆龄基金会证实其下属单位没有中国和平投资公司，中科院也证实其下属单位无中国大通实业公司，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均系吕中楼的同学，而润新公司是负资产企业，并非所谓的北京“大公司”，实质上都是吕中楼一人操纵，完全是以虚假公司设计好的资本运作圈套，直到最后，应该出资25%的和平公司分文未付。几年后，吕中楼以变更股东等方式让和平公司销声匿迹了。 3． 改制程序涉嫌严重违法。 在官商同谋的操作之下，“三矿一站”改制为沁和煤业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违法操作： 改制未按规定报经地市经政府批准；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未提请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没有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改制信息和公告；产权转产没有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没有公开招标、公开竞价；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专家论证，没有可行性报告；评估机构没有实行公开招标。 据调查，沁和在成立之前经过了初步审计评估和资产评估，但是并没有经过确认，改制后才进一步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确认，完全是程序倒置，违法操作。 4． 股权设置和出资方式条款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触目惊心。 根据沁水县政府当时的资料披露，沁和煤业改制时资产总额为4.2亿元（未计算采矿权等无形资产和资源价值并低估漏估部分资产），负债率近70%，经营性净资产为10696万元，经商谈，经营性净资产上调至12700万元进行国有资产置换。其中5000万元由各股东出资购买，作为注册资本金，剩余7700万元在新公司成立四年内还清。就5000万元注册资金来说，扣除县政府持国有股25%即1250万元外，其他3750万元由引入的其他四家股东出资。然而，沁和公司成立并接管国有煤矿企业时，外来股东没有一分钱注资。外来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转让费，直到2002年12月所谓的3750万元实物购置资金才到位，这一年时间里，煤矿企业生产经营，公司利润大增，这3750万元极有可能是从沁和煤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的。如果事实成立，就意味着“空手套白狼”，四家公司没掏一分钱，而是无偿占有国家资产，进行资金周转。 图5：改制协议中股权设置方式涉嫌违法 
5． 无偿占有国家资源 在改制过程中，除实物资产外，沁和没有对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收回价款，原国有企业享有的资源被沁和无偿占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沁和一直没有办理采矿权变更手续，仍以“三矿一站”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从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其不变更手续主要原因是从2003年8月起，山西省停止了煤炭资源的无偿使用，对采矿权进行有偿出让，以沁和煤炭资源总储量10亿吨来计算，要想获得采矿权至少要拿出10亿资金。而实际上转为民营企业的沁和分文未花，掘取巨大的国有家资源。 （三）漠视总理批示，颠倒是非，地方政府不作为。 从2003年起，不断有群众反映“三矿一站改制”造成巨大国有资产流失，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从《山西内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到《新华每日电讯》，新闻报道不断质疑沁和改制的种种问题。2003年，温家宝总理批示有关方面严查此事。山西省主要领导也分别就此事进行批示，事件曝光后，吕中楼及马、申两人千方百计抵制调查，加快过户变更手续，企图既成事实，还四处托关系，找地方高官作保护伞，并炮制文章，颠倒黑白，制造沁和改制典范的假象，干扰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这些官商配合、神通广大的手腕致使多次调查不了了之，一个省级调查组进驻5天之后就悄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结果，此事多年未得到解决。 图6、7、8、9：多家媒体曾报道沁水煤矿改制事件 
在沁水县人民政府文件[沁政发（2003）99号]中提交的关于“三矿一站企业改制有关情况的报告”，对事实加以扭曲，瞒天过海。申会就此事向上级领导汇报时，居然将沁和改制说成改制典范，“引入资金1.27亿元”，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谎。 针对吕中楼等人的种种违法行为，当地官员不仅不作为，甚至参与“抵制”调查，对举报人和提案彻查此事的人大代表打击报复，更加变本加厉地出卖国有资产。 （四）陆续侵吞其他国有资产 继“三矿一站”改制之后，吕中楼有恃无恐，如法炮制，在马、申二人的帮助下，又能先后侵吞了两座国有煤矿、两座集体煤矿，包括以500万元超低价吞入永安矿接替矿，以“三矿一站”生产经营获取的利润侵吞了年产30万吨的中村煤矿，最终全县8座国有、集体煤矿悉数收入吕中楼名下，霸占和垄断了沁水县的煤炭资源。 （五）牟取私利，强行清退职工股金。 改制企业中，永红煤矿1997年在扩大生产规模时，采取了职工入股筹资的方式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改制时，吕中楼等人并没有将172万元职工股予以登记，也没有按照利润给职工分红，更可恶的是，2003年10月，煤炭价格暴涨，为了窃取更多的利益，吕中楼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擅自以“上市公司内部职工不得持股和职工股不规范、未注册”等理由强行清退职工股，威胁员工“谁不退股就不让谁上班”，强迫职工以“还借款”名目领取股金，不愿领取的，强行转入其个人银行卡中。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不想让职工分享企业的成果和效益，自己掘取超额利润。 （六）通过变更股东、增减股权等方式逃税和洗钱 前面提到的改制时的四家民营企业，除了吕中楼任法人的晋城中嘉实业（实际上就是最初吕与马低价买来的南凹寺煤矿）外，其他三家“皮包”企业在完成虚假参与改制的任务后陆续被吕中楼清洗出局。这也印证了当时改制时所谓的战略投资都不过是一个骗局。 2004年，沁和股东大会将国有资产股权从25%降到18.7%，新增北京首都控股有限公司，占股权的35%，“元老级”股东中国和平投资公司悄然消失；2005年，中国大通和北京润新两家股东“幌子”也撤下了“番号”，取而代之的是新增股东“北京中信”公司，占33%的股权。而2008年，新加盟的两家股东也销声匿迹，又横空出来一个注册地址在维尔京群岛的恒能国际有限公司。 图10：几年间吕中楼将沁和能源集团股东频繁变动，目的昭然若揭。 
八年来，吕中楼在官员保护伞下，不断玩起资本花招儿，更换股东，增减股权，其目的是逃避税收和转移资金，为事情暴露后外逃做好准备。据估算，仅2006年—2008年间沁和能源公司约计逃税高达7亿元。 （七）称霸一方，危害地方社会稳定。 在非法取得国有资产后，吕中楼又以下岗为威胁，把原国有煤矿520名干部职工集资入股的172万元股金强行清退，下调一线工人工资 ，在职工上访、停工时，采取恶劣手段，寻求有关领导支持，出动警力镇压工人，造成流血冲突事件。从2002年以来，当地群众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都受到了打击报复，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群情共愤，影响极坏，已经成为危害当地社会稳定的重磅事件。 综上所述，吕中楼在马刘勤和申会的包庇和策划之下，十年间从一文不名到坐拥十几家煤矿企业，侵吞了约计800亿的国有资产，此等官商勾结的罪行却仍逍遥法外，升官发财。沁水的百姓已经上访了近十年，走访各级部门，都表示要调查解决问题，多家媒体先后刊发了揭露事件真相的深度报道，总理和各级领导作了批示，然而，每一次调查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或被吕用钱摆平，或买通高官，干预调查。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不能见天日，我们39名老干部、老党员死不瞑目，我们仍然坚信党纪国法一定会惩治腐败分子，还群众一个公道。 希望纪检部门和媒体再次关注这个多年未能解决的惊天大案，将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 2009年6月10日
August 03 20年前，齐奥塞斯库的末日审判 -- 张耀杰 20年前，齐奥塞斯库的末日审判 /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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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罗马尼亚，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它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北部，面积二十四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千四百万。对于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中国人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可是，你知道吗？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却是——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日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当欧洲的千万个家庭正围坐在五彩缤纷的圣诞树旁欢聚时，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却站在一个临时军事法庭的刑场上。 他的背后是一堵砖墙，上面布满了弹孔。七十一岁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身着黑色西装，和夫人站在一起。 布加勒斯特下午四时，枪声响了……这一天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风暴迭起
一九八九年末。 东欧大陆的动荡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 十一月二十九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 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十二月十五日，罗马尼亚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警察与当地居民的激烈冲突，双方都使用了武器，造成了人员伤亡。动乱开始了。 就在罗马尼亚国内动乱开始蔓延的时候，齐奥塞斯库似乎还相当沉得住气。十二月十八日，他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可怕的消息在罗马尼亚不胫而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当晚，齐奥塞斯库从德黑兰刚一回国，立即到电视台发表讲话，严厉斥责蒂米什瓦拉动乱是“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集团以及外国间谍机构组织的”，是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发展，使国家倒退到外国的统治下”。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在首都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保持稳定。 但是，此时群众已无心听他演讲了。就在这一天，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反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不要齐奥塞斯库！”“要自由！”“要面包！”示威者冲进书店，焚毁齐奥塞斯库的著作。 与此同时，以伊利埃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齐奥塞斯库的全部政权机构。 紧接着，支持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与反对他的军队和群众在首都市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十二月二十二日，“起义者”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宣告齐奥塞斯库“下落不明”。
仓促出走
此时齐奥塞斯库感到大势已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决定坐飞机出走。四十六岁的飞行员马鲁坦在《罗马尼亚自由报》上回忆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接到命令飞到罗共中央办公大楼，去接齐奥塞斯库。当时齐氏夫妇和另外的四个人前来，其中包括罗共高级领导人曼内斯库的妻子，还有齐氏的两名保卫人员。由于直升飞机座舱狭窄，其他领导人被留在大楼内。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要直升飞机在数百万群众头上飞过，是不正常的。”这位飞行员回忆说。但他必须执行任务。 十一点四十分，飞机起飞。在座舱狭窄的飞机上，位置不够，以至副机师要坐在齐奥塞斯库的膝上。飞机直飞布加勒斯特以北的斯纳戈夫村，齐奥塞斯库在那里有一个夏宫。 飞机飞行了二十五公里，到了斯纳戈夫村，在别墅花园里降落。在这里，曼内斯库的妻子玛丽娅和一名叫博布的政治局委员被要求离开直升飞机。当时，“玛丽娅吻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手”。据说博布离开飞机后不久即被捕。齐奥塞斯库在别墅打了两个电话，到厨房吃了些东西，又装了两大袋子食品。 飞机又一次起飞以后，齐奥塞斯库决定飞往布加勒斯特西北十八英里的博泰尼军用机场。很显然，齐氏夫妇决定离开罗马尼亚。 此时的齐奥塞斯库已焦躁不安。他命令飞行员不要与地面指挥塔联络。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齐的保镖都用手枪指着飞行员。 这位并不忠于齐氏的飞行员回忆说，他故意飞得很高，以便使雷达可以追踪到直升飞机的踪迹。当接近军用机场时，马鲁坦告诉齐氏夫妇说，他们可能已被雷达追踪到了。 齐奥塞斯库同时也听到了广播，说罗马尼亚领空已被封锁，禁止飞行。齐立刻命令飞行员在军用机场以外的地方降落，他最怕落入叛军手中。于是在距布加勒斯特五十二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附近的旷野上降落了。这时，效忠齐氏的人乘坐两辆汽车追上了他们，齐氏打算到公路上碰碰运气。此时已是二十二日下午一点左右。
公路上的运气同样不济。 齐氏夫妇和两名保镖首先截住了一辆紫红色达契亚牌汽车。但半小时以后，无线电广播了他们逃跑的新闻，并描述了这辆汽车的特征，于是他们只好在沃克雷什奇村停了下来。 …… 究竟往哪里跑？这始终是齐氏夫妇和保镖一直讨论的问题。埃列娜建议取道科比亚森林，那里有罗马尼亚四号人物迪姆卡的一所别墅，迪姆卡一直是这对夫妇的好朋友。而齐奥塞斯库则坚持去特尔戈维什泰城边的特种钢铁公司，他曾多次视察过这个工厂，并认识那里秘密警察的头目。 车子朝特钢工厂开去。 此刻，电台正广播米尔恰·曼内斯库的一篇讲话，齐奥塞斯库刚听到前面的几个字，就像昏厥一样瘫倒了，头垂到仪表板上，接着他又抬起头来，喃喃自语：“完了！但愿情况不是这样。” 当汽车一靠近特钢公司的值班亭，工厂的第一道门就打开了。齐的保镖走下汽车，上前与工人搭话，这个保镖回来说道：“工人已经罢工了！”这时，有十多个人围过来，有人认出了这对夫妇，人们开始向车子投掷石块，同时高呼：“打死杀人犯！” 工厂的警卫也加入了呐喊者的行列。这时，埃列娜又一次抓住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命令他开车冲过去。汽车终于冲进工厂，又从后门逃了出来。
泪水涟涟
从特钢厂逃出来后，齐奥塞斯库哭泣起来。“我看见他脸上有泪水。”彼得里绍尔后来回忆说。 …… 彼得里绍尔发现前方右侧数百米的地方有一栅栏门，这里是植物保护中心。他把车子开进去，停在两棵松树之间，并告诉齐氏夫妇已经进停车场了。埃列娜此时才放下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齐奥塞斯库让彼得里绍尔进去探问，看看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 于是这位司机人质登上灯火通明的台阶，走进大厅。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从电视里观看白天发生的事情。彼得里绍尔对他们说，他已经抓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在楼下的汽车里。没想到那些人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因电视里宣布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就擒”。他只好反复解释，起劲地做手势，结果那伙人仍将信将疑，嘻嘻哈哈地让他悄悄把两口子带来，以免惊扰他们看电视。幸好有一位他认识的技术员发觉彼得里绍尔的惊恐不像是装出来的。他立即驱散众人，腾出了一间办公室，让彼得里绍尔把齐氏夫妇领来。 齐奥塞斯库夫妇疲惫不堪地走出汽车，看到那位技术员站在台阶上向他们招手。彼得里绍尔上前搀扶着齐奥塞斯库，埃列娜紧随其后。他们进了那间办公室，就被关了起来。那个技术员随即给一个军事中心打了电话，一个军车队很快赶到这里，陷于四面楚歌中的齐氏夫妇终于落入士兵手中。 他们随后就被带到车站附近的兵营里。
最后的审判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罗马尼亚人民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而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在罗马尼亚一个军营的餐厅里，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法庭，准备对齐奥塞斯库夫妇举行最后的审判。 两点左右，原罗马尼亚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被军人从一辆装甲运兵车上押解出来，坐到秘密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一张普通的桌子后边。 七十一岁的齐奥塞斯库身着黑色外套，面色苍白，神情疲惫。他的夫人埃列娜包着头巾，表情木然地坐在他身边。 一个医生走来为齐奥塞斯库量血压。随后——审判开始。 有人大喊：“站起来，这是法庭！” 检察官：齐奥塞斯库先生，您还有机会在合法组成的法庭前说话。我希望你为自己辩护……这是你的权利。 齐奥塞斯库（以下简称齐）：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政变，我不承认任何人。 审判长：我们根据本国宪法来审判你，这不是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了解法律。 接着，检察官宣布，由公安部宣读起诉书： “今天审判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乃是因为他们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 这个控诉书上罗列他们的罪行是： 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六万名； 二、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 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 四、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 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十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款外逃。
检察官：大家都知道到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止，整个国内发生的事情。缺少医药，缺少许多人民所必需的东西。是你让许多小孩不治而死，而且让军事医院中没有医药，没有暖气，也没有吃的…… 检察官：蒂米什瓦拉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蒂米什瓦拉的种族灭绝吗？ 检察官：被告！回答你在瑞士存款的事情！ 检察官（转向埃列娜）：你是副总理，你有没有向蒂米什瓦拉下令开枪的。 埃：你们也是官员，你们应当知道政府是不会在蒂米什瓦拉下令开枪的。 检察官：那么是谁下令开枪的？外面谣传这些恐怖分子是国家安全局的人。……你！齐奥塞斯库，米勒将军（罗马尼亚前国防部长，传言自杀而死）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 齐：米勒是叛徒，是他自己单独离去，并决定自杀的。他未能执行重建秩序的命令。 …… 此时，法庭审判暂停片刻，不久后开庭，检察官即开始宣判：“根据刑法第一六二条、第一六三条、第一六五条和第三七五条，我们认为两名被告有罪。现在特别军事法庭宣布，今天判决如下：没收被告的所有财产，并处以死刑。” 辩护律师：我认为对两位被告的审判法律程序是正确的。关于他们签不签名，只要有证据他们仍应被起诉……不过我要求法庭，此项判决绝不能出于报复的原因。 齐：我不承认…… 主席：此项判决不准上诉。 审判后不久，齐氏夫妇即被带赴刑场。当地时间下午四点，一支三人的行刑队执行枪决。 据外电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 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 枪声骤然响起…… 十二月二十六日，罗马尼亚电视台播放了审判齐奥塞斯库和他被枪决后的录像。
风暴的背后
齐奥塞斯库一九一八年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少年时做过鞋匠的学徒，后来当了工人。十六岁时加入罗共，在当时仍处于地下状态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名活跃的少年。自一九六五年起，他连续担任罗共总书记二十四年。 在国际上，他曾一度很受尊敬。美国的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都曾访问过罗马尼亚，英国女皇还授给齐奥塞斯库以尊衔。 是什么导致这位十四岁起就“为人民奋斗”的政治家晚年的结局如此悲惨？
黑色幽默——“社会主义是一家”
这是在罗马尼亚流传最广的“佳话”。齐奥塞斯库自一九六五年坐上罗共第一把交椅以来，仅用三年时间，又当了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和罗马尼亚三军统帅。一九七四年他又修改罗马尼亚宪法，当上了罗马尼亚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他清洗异己，迫使一大批老干部下台，在各个关键岗位上安插亲信和家族成员，完全建立了自己的家族统治。 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从一名纺织工人平步青云，最后当上了罗马尼亚第二号人物：罗共中央政治局执委、政府第一副总理。 小儿子尼古·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因齐氏夫妇均已年过七旬，他们又将小儿子调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以便接他们的班。 大儿媳波丽亚娜是罗马尼亚少先队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中央书记。 哥哥马林·齐奥塞斯库，原为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 弟弟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原为罗马尼亚内政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 在罗共中央委员名单里，姓齐奥塞斯库的就有六、七人。一些其他亲戚包括埃列娜的兄弟等，也担任了罗共中央委员、政府部长等要职。因此，相传罗共中央开会，就好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庭会议，“社会主义是一家”的笑话不胫而走。二十几年的惨淡经营，齐氏居然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成功地建成了颇有中世纪色彩的“齐家天下”。 历史常常不给人留下反省的机会，对于齐奥塞斯库更是如此。
苍天在上，请让我相信胡斌并不神奇
7月31日，胡斌在监狱里接受记者采访。当日是“杭州5·7飙车案”罪犯胡斌入狱的第一天。当天下午，新华社记者余靖静、方益波来到位于杭州市东边的一座监狱，和胡斌进行了一次单独对话。新华社记者余靖静特意拍了胡斌伤疤胳膊的照片。
让我情不自禁的想起法言法语的邓玉娇爷爷，没想到邓玉娇这个沦为洗脚妹的孩子，也会有一个干过法院院长的爷爷，更神奇的，还有一个当警察的姑姑。 我算是深切的理解了神州这个词，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每天总会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谓之“神”州真是再贴切不过。一个厨师从楼上神奇掉到地上伤痕累累，被自杀了。大学四年读完必须要千方百计的弄到一纸用工协议才能“光荣的”获得毕业证书，被就业了。在很多神奇的事情面前，网民追问的答案不了了之，这算是被不明真相了。 神奇，是我们必须尊重的传统。不然，你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据说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胡斌的老师和同学还在现场，苍天啊，我明明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一个泪流满面羞愧难当的罪人，他在回答记者的时候，是如何保持了新闻稿中这般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谈吐？ 这个怀疑没有答案，也不需要有答案。 前几天，替身论沸沸扬扬，有一种质疑的力量让这事情越来越迷离，直让人对这片土地充满愤怒； 我对这两种力量都充满忧虑。前者能杀人，后者也能杀人；前者能救人，后者也能救人。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个盗窃10万元的小偷，“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死刑；而一个贪污上亿元的却仅仅死缓。有些坏蛋撞死人都一骑绝尘扬长而去，我是多么希望看见肇事者胡斌已经伏法入狱，没有替身没有整容也没有潜逃。 苍天在上，让我权且相信胡斌事件这一次没有发生神奇。(肖容) August 01 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 ----近30年的中国是资本剥削最厉害的时期 青岛老工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2008年5月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都是临时工惹的祸？临时工本来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庞大群体，真正使其名扬天下的则是发生在各地的临时工惹祸事件。 提起临时工惹祸事件，近年来可以数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是07年发生在北京的纸馅饱事件，具说造假新闻的是临时工。开封市市长管理漯河市消防工作的荒唐之举，始作俑者据说也是个临时文秘，写完稿子后不知去向。邓玉妖刺官案中也出现了临时聘用人员的身影，最牛的临时工当属上海倒楼事件中出现的镇长助理阙敬德，其镇长助理的职务是党委书记蔡建忠违规提拔的，看来都是临时工惹的祸。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后来不少城镇失业人员也加入到临时工的行列。临时工在各个行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初临时工出现在企业，之后又出现在国家职能部门里，公安有联防，税务有代征，银行有代办，交警有协管，城建有城管，这些临时工干最累的活，拿最低工资，他们的出现把以上事业行政单位的公务员从最脏最累最险的工作一线解脱出来，成了舒舒服服纯粹的管理者。正由于临时工奋战在一线，从概率上讲，比正规人员犯事的可能要大的多。 可怕的是不少人将罪责推给临时工，并非出自概率方面的考虑，而是从素质方面作文章。在他们眼里，临时工多是些文化素质低，执法水平差的大老粗，为了显示自己的爱民如子、执法如山，对犯事的临时工狠狠处理，开除出队伍，移交司法机关就属情理之中，这样做既平息了民愤，又显示了自己的形象，真是一举两得。 这只是种驼鸟政策，不但显不出管理者的英明，却将他们的懒政行为暴露无遗，中国官民之比几乎为世界之最，行政成本之高也位于世界前例，以这么多人花这么多钱竟做不好份内之事，必需雇用大量的临时人员方能完成本职工作，真是匪夷所思！将自己的失职黩职行为推给临时工更是无耻！如果将公务人员本身的错误强加给临时工更是无耻中的无耻，将犯事的公务人员取消公务人员身份，将之归入临时工行列，更是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去年新的劳动合同法从法律上取消了带有歧视性质的临时工称谓，一年过去了，竟然还有那么多临时工犯事，可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一直大声疾呼取消劳动合同法的张五常先生，真是多虑了，不用取消，它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早已名存实亡了。
July 30 胡斌进去，胡彦斌出来(2009-07-30 01:00:35)
今天，有人问我，在法庭上的这个人是不是胡斌？你和他有过一面之交，你应该出来说说，正因为只有一面之交，所以我的也只是一家之辞，我想，更有资格的是他的学校同学和朋友们。那么我就凭我仅有的一点点印象来说说我的判断
1：法庭这个人一定不是胡兵。 2：法庭上这个人不一定是胡斌。 3：如果一定是胡斌，那说明我的赛车生涯不是很乐观，连人都认不出了，哪还能认路啊。 4：法庭应该当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看看被告喊的第一句话，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5：如果是真胡斌，那我真是爱死这个国家了，关了两个月就这么胖了。看守所比外面的世界更养育人，胡斌进去，胡彦斌出来。 6：如果是假胡斌，那我也爱死这个国家了，真的一切都可以的，童话的王国。 7：如果有一天，突然出现有一些话不像是我说出来的，请大家一定要明辨。谢谢。
July 28 500个特权家庭垄断整个中国不久前，媒体援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的发言，称一份由国务院、中央党校等权威部门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是官员子女，占91%。其后，蔡继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从未提供过这一数字。但蔡继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特权阶层收入过高，应禁止官员子女经商。 官员子女经商，始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做为中共元老，当年对高干子女的出路，有过一条不成文的指示，即高干子女要么从政，要么经商，以此阻止当年甚行的政商不分。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一批高干子女无论从政还是经商，都已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主要舞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也成为国人议论的话题。 官员子女经商既使从事的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也往往被外界误读或导致民众的不满。由于其父母或亲人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能够轻易获得或占有社会稀缺资源，比如，黄金地段的土地、银行的巨额贷款、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以及特殊行业的的特许经营等等，使之在竞争中拥有任何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而轻松获得超额利润或暴利。 关于官员子女经商的问题，老百姓长期以来都有很大意见。中纪委和地方纪检明确规定，不允许干部子女或配偶，在领导干部自身管辖的范围内或管辖的地区内进行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禁止在其他领导管辖的范围或地区内经商，这样就导致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一些交换条件。可以说，现在官员子女经商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和障碍。 1987年11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 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但现在22年过去了，我国还是没有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 原因就是官员不愿公布自己的财产，因为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由人大或全民投票决定。能不能公开自己的财产？什么时候公开？决定权是由官员自己说了算。如果财产完全清清白白，可以放在阳光下，早就可以公开了。显然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或者非法收入，是不能够拿出来公示的。新华网曾转载《东方早报》一篇文章，据一位连续几年提出官员财产公示提案的人大代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7%的官员反对财产公示。 当然，所谓97%的官员都反对，也仅仅只是私下里反对，在任何公开场合在人民面前任何官员也不会反对财产申报或公示。而真正的阻力来自强大的利益集团，无论是有关官员子女经商、还是官员财产公示，都会遭遇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 所谓网上流传的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是由所谓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真假如何不得而知。但该报告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００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 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倍，与世界相比，也是如此。 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科院联合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口收入的8—25倍，是工农的25倍—85倍。 材料显示：中国500个特权家庭，加上他们的子孙、亲友和身边人员5000万人，垄断着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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